近日，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俊达副教授在《历史研究》2026年第7期发表题为《“天可汗”与隋唐时期农牧政权相互认同》的文章。

《历史研究》2026年第7期

作者简介

陈俊达，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中国边疆史。

文章概要

论文认为，隋唐时期草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册封应理解为在“天下”框架内生成共享政治秩序、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键政治实践。其核心不在于名号与制度的简单叠加，而在于通过符号互认、制度互嵌与历史叙事共享，把长期历史积淀的“自在的一体”提升为制度化的政治认同。围绕核心观点，论文从三个方面展开专门探讨。

一、草原与中原相互册封的政治意涵：从策略博弈到秩序共建

梳理突厥始毕可汗、默啜可汗等以“大可汗—小可汗”体系册封中原割据势力的层级化策略，历经从“纳入草原体系”到“进入中原合法性谱系”的过程。与之相对，隋唐王朝在长期互动中发展出从怀柔、虚封到职官授予、羁縻府州设置等动态治理体系，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与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主张，推动册封从名号性“虚封”转向具有行政实效的职官授予。相互册封表面上围绕名号、层级与利益展开，实质上却是农牧两类政治传统相互理解、相互吸纳并共同定义最高权威的实践过程。

二、从“天子/可汗”到“天可汗”：从权威符号叠加到制度化共享秩序

论文考察“天可汗”体系的形成与演进。隋文帝时期启民可汗尊其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仍属突厥小可汗级别封号，带有联盟色彩；至唐太宗贞观四年，东突厥及诸部酋长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则由草原诸部主动推举，具有号令包括突厥大可汗在内的草原政权的至高权威。这一转变是从单方称号赋予到双方秩序共建的根本性飞跃。论文进一步指出，“天可汗”体系的创新体现在身份双重性，即皇帝兼领天可汗，天子是天可汗的本体，天可汗是天子的功能；制度保障，即羁縻府州体制。唐高宗时期该体系扩展至中亚，随着羁縻府州制度成熟，“天可汗”个人权威逐渐被制度化行政隶属关系代替。

三、农牧一体认同的形成与表达：从经济互补到共同体自觉

论文强调，农牧一体认同根植于经济互补与民族混居的物质基础，游牧经济短板与农耕资源需求形成相互依存的纽带，五胡十六国至北朝的民族迁徙混居使隋唐皇室具有多民族融合背景。唐太宗从人性论弱化华夷界限，李靖称“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王通等以文化礼义为标准论证华夷转化。草原政治人物亦主动实践认同。入唐突厥人普遍接受“华夷共祖”叙事，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王族墓志均祖述夏后氏，表明祖述华夏始祖已成为进入共同体框架的自然途径。经济互补、制度实践、共享历史叙事共同使“一体”从潜在状态走向自觉表达。

通过考察草原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册封实践及其所促成的“天可汗”秩序，论文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一体性是统一性的历史前提。从先秦至隋唐的统一实践表明，历代政权并非在空白基础上构建制度，而是为已然存在的经济互通、文化交流与血缘融合等共同体要素提供新的制度化表达。统一性不是强制消除差异，而是对既有一体性进行结构升华，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形态上的自觉显现。“多元一体”理念因此超越隋唐王朝的具体治理智慧，凝练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持久延续的共同体政治基因。之后王朝更替与人群变动，始终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此政治遗产的继承与再创造，而每一次再创造，都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规模、内涵与凝聚力上进一步扩展与深化。换言之，从草原与中原双向册封到历代王朝多元整合，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连续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