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202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杨军，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集刊》主编。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中国边疆史。

文章概要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学术倾向是将北方民族的族群形成与其政权形成分作两个独立问题分别考察。以契丹史研究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述已对契丹族群形成和契丹政权形成分别展开研究；1958年，赵卫邦关注契丹国家形成，华山、费国庆则关注契丹社会；1964年，蔡美彪试图将两者结合研究，但此思路未引起学界重视。此后研究者或关注契丹族群形成，或聚焦建国年代的即位方式，或将研究重点放在唐朝对契丹的治理上。这种对研究对象的分解方式，导致在研究中存在弱化中原王朝影响的可能。近20年仅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将契丹族群形成与政权形成综合考察，亦未对中原王朝影响给予特殊关注。上述问题看似是具体史实考证，实则是长期困扰北方民族史研究的经典议题，其核心在于：在北方民族由松散部落联盟聚合为稳定政治共同体并最终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中原王朝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社会演进规律，而且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中一些基本学理问题的正面回应，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写作初衷。

文章系统解答了契丹族群建构、发展和定型三个历史阶段中，中原王朝发挥的关键作用。文章首先从契丹族群起源入手，详细考辨了“古八部”的形成动因与中原王朝的内在关联；随后以典型化事实为基础，梳理了从窟哥八部到李失活八部的族群演进轨迹，揭示了唐朝羁縻体制对契丹部落组织的固化与改造；最后基于遥辇氏时期南北宰相府的形成机制，阐明了中原官制文化对契丹权力结构的深远影响，据此提炼出北方民族社会组织演进的普遍规律。

全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对中原文明的共同向往及向中原王朝朝贡的共同行动，是推动“东北群狄”各部走向联合、组成契丹族群的原始动因，而非战争或资源争夺。第二，北方民族社会组织存在裂变与聚变两种趋势，中原王朝的保护与支持是聚变趋势突破裂变制约的关键外部力量——契丹在太和三年面临柔然威胁时主动“内附”获得保护，唐朝开元年间对契丹的大规模赏赐成为其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三，羁縻体制下中原王朝的制度植入对北方民族影响深远：北齐册封的“八部落大蕃长”固化了契丹八部传统；唐朝设立的松漠都督府及下属羁縻州（一府十州、八州四十一县），构建了超越部落联盟的组织架构；南北宰相府的形成明显受中原衙官制度影响，其名称“南府”“北府”源自遥辇可汗本部楮特部在南、迭剌部在北的地理分布。第四，中原王朝的历史书写被北方民族内化为自身族源记忆——窟哥一系通过唐朝建构的鲜卑檀石槐祖源，最终出现在辽朝《耶律羽之墓志》中，《新唐书·契丹传》的“本东胡种”叙述成为契丹建国前史的标准说法。第五，在聚变趋势压倒裂变趋势的过程中，存在如下规律：对中原文明的向心力是内在原动力，中原王朝的保护与支持是关键外在保障，制度文化的植入奠定发展底色，中国认同由此成为北方民族认同的基调。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认识：第一，应将北方民族族群形成与政权形成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考察，高度重视中原王朝在北方民族前国家时期的关键作用。第二，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所谓“征服王朝论”夸大了竞争性而忽视了认同本质，“新清史”片面强调特殊性而割裂了与中国的源流关系。第三，契丹个案表明，北方民族社会组织的演进过程正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具体体现，这对于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一，从方法论上突破族群形成与政权形成分治的研究范式，为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整合性视角。二，系统考辨了契丹“古八部”、窟哥八部、李失活八部、遥辇八部的演进脉络，明确了各阶段的部落构成与权力结构变迁。三，揭示了中原王朝在契丹首领继承（唐太宗选定窟哥取代摩会家族）、部落重组（营州之乱后的八部重组）、基层建制（羁縻州县的“县—石烈”延续）、管理体制（衙官—宰相—南北府）等各层面的形塑作用。四，提炼出北方民族社会组织聚变的三阶段规律，从学理上回应了“征服王朝论”等片面认识，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提供了契丹个案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