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陈旭，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文章概要
人类社会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但基于不同的历史生成脉络，中西两大文明对“共同体”的总体看法差异显著。西方共同体最初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后在其理性升级中，演变为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体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于“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双向互动，“统”与“和”是共同体发展的基本思路，经数千年的多源融合，形成了以和合精神为内核的共同体观。这两种异质的共同体观，决定了中西方在对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上必然存在巨大的认知沟壑。为此，通过共同体观的文化哲学导源，能够清晰呈现中西共同体历史性生成的内在差异，开显“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智慧，进而观同察异并期于会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化认同基础。
首先，共同体观是关于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理解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根本立场。有什么样的共同体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体理论及其实践。要深入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共同体观。文化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的精神价值以及由人之实践产生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伦理意义。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至今，“知识”已然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哲学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交往实践。全球化浪潮席卷的21世纪，恰是跨文化普遍交往的时代，文化因素跃升为引发国际关系变革的重要变量。因此，从文化哲学层面解码中西共同体观念的差异及其历史性生成，无疑更符合世界普遍交往的客观实际。
其次，人类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作为文化特征和现象的集合，规定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大范围。然而对文化或文明的研究，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每个稳定的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侧重点。西方文化重超越、尚思辨的精神特质，生成于柏拉图哲学，成熟于基督教神学。而作为基督教的思想基础的“本质决定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深深影响西方共同体观的形成与发展，使其呈现出理念论范式下的二元对立，进而塑造了西方共同体中“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维度。在西方文明演进中，“人-神”立约的契约精神世俗化为“人-人”立约的契约论思想，并成为西方社会重建共同体的精神基础。这种共同体观与中华文明注重入世关怀、饱含生命情感的共同体观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多元共在”的政治智慧，开始了“多族共和”的思想发展。中华文明历经“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数千年双向互动和文化融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发展格局，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上善若水”文化特质。
再次，西方共同体观蕴含着西方人普遍的契约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则孕育出中国人特有的天下思维。普遍性的契约思维模式使得西方社会习惯从排他性、扩张性的“个体—竞争”视角确立共同体发展的原则，而难以认同基于“整体—关系”原则构建共同发展格局的设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注重伦理关系的文化始终围绕“家国天下”的叙事展开。在儒家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紧密相连，即从“我”出发的结果不是导向个性独立的“自我”，而是在自我、家、国、天下的“连续共同体”中获得同一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家国天下”既是一种世界观和道德观，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因此，用中国人的“天下”思维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会十分容易。但如果以西方个体主义的契约思维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难以走出利益共同体的“个体之利”而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天下之利”，还可能将其误解为一种“基于同心圆权威的道德秩序”。
最后，中西共同体观的差异性不应该成为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阻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异质文化的存在，人类文明才有了取之不竭的动力和绚丽多彩的图景。为此，中西文明要在共同体观念的碰撞中扬长避短、聚同化异，扩大全人类“命运与共”的共通价值空间。一是要超越单一性的个体、尊重多样性的主体、走向未来性的整体，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审视全球治理实践，在“求真”与“至善”的实践中塑造“共享未来”的人类价值向度；二是要将竞争力量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使之转化为促合作、谋共赢的动力，在“竞争”与“合作”的统一中促进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实现；三是要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破除资本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单一决定论，走出资本逻辑的“伊甸园”以恢复“共同体”的人本之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