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
文章概要
对于任何大规模人类共同体而言，只有构建一个凝聚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体系，才可能维系一个不单纯依赖于强制力而存在的文明秩序。作为象征意义体系的核心要素，道德权威是建构集体认同的精神力量，也是推进集体行动并维护公共权力有效运作的正当性基础。公共权力和道德权威的结合使得人类能够在较大的群体规模中建构稳定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随着现代技术、观念与制度的发展，“人民”取代了各种类型的神祇成为了现代文明秩序中的道德权威。在这一普遍性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道德权威的现代转型如何反映在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之中，这是我们进一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所创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问题。
古代中国人对“天”的崇拜由来已久，至迟在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面向上天的宗教祭祀活动，但商人所崇拜的上天并没有道德属性。商周易代后，为了解释王朝更迭的合法性并构建周王朝的政治秩序，周公改造了商代的信仰体系，周代的天命观一方面强调了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另一方面则将道德注入到对天命的理解中。面向春秋战国以来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西汉公羊学者董仲舒接续儒家传统，通过将天、君、民的关系纳入道德范畴，在天人关系的论证中实现了对古代中国文明秩序与国家形态的证成。
近代以来，由于内外部危机的凸显，既有的公共权力组织模式濒临崩溃，革命成为了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从“上天”到“人民”的道德权威转型正是寓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直接反映着文明秩序和国家形态的现代变革。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建构了“人民”的概念，并将“人民”作为自己政治和历史理论的核心，建立了以“人民”为至高道德权威的象征意义体系，并由此推动了现代文明秩序和新型现代国家的建设。
尽管由“上天”到“人民”的道德权威转型体现着文明秩序的革命性发展，然而在对公文明秩序的塑造中，“人民”占据了和“天下”相类似的结构并发挥了类似的功能。首先，“上天”和“人民”都为整合大规模共同体的认同提供了具体的对象。第二，“上天”和“人民”都通过建政立国的必然性历史叙事而为国家权力提供了终极理由。第三，“上天”和“人民”都通过对道德权威的凸显而强化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道德权威对文明秩序的相似性功能也体现着中华文明古今发展的历史延续性。
以“人民”为最高的道德权威，以“人民至上”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是现代中国之所以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区别于神秘主义的上天，人民不是没有自身利益与情感的超验存在，而是在现代化发展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利益主体，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行动主体和具有自觉意识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在以“人民”为至高道德权威的现代文明秩序中，“人民至上”的新型现代国家就表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国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国家。
从天帝崇拜到天人哲学，再从天人哲学到人民至上。以“人民”为至高道德权威的认识是中国人关于政治与社会形态的又一次根本性观念变革。只有在道德权威转型的意义上理解从“受命于天”向“人民至上”的现代变革，才能够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开展新型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