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文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与社会资本。
曹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资本。
文章概要
中外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民心相通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减距，即通过持续交流与平等交往缩短不同文化族群间的社会距离，成为实现民心相通的关键路径。工作组织在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和“在华外国人调查（SFRC）”2017—2019年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双重稳健估计、KHB分解和因果中介分析等方法，本研究对中外居民的双向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基于对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居民以及中国城市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样本分析，得出如下研究发现：
工作组织在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中具有显著的组织凝聚效应。一方面，工作组织通过交往拓展驱动良性合作，强化群体接触。它为中外居民提供了稳定的交往平台，使双方在工作场景中能够展开异质性与情境性的交往，建立起更加稳定和有保障的深层联系。例如，在共同完成技术研发或相互协助跨越语言障碍等合作过程中，中外居民对彼此的熟悉和信任程度逐渐提高，社会距离得以缩短。另一方面，工作组织依托资源庇护为个体提供稳定社会位置，弱化群体威胁。工作组织为中外居民提供生活便利和工作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减少文化适应压力。对于外籍居民，工作组织在住房安排、家属接待等方面提供帮助；对于中国居民，工作组织则在住房福利、工会参与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这种资源庇护有效缓解了因文化差异和资源竞争可能引发的群体威胁，促进了中外居民的和谐共处。
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作用呈现规模适应特征。大型组织凭借资源优势和合法性压力，在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和意愿。大型组织能够为中外居民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支持资源，例如设置专职部门或人员为外籍居民提供生活和工作协助，从而实现更及时、更顺利的协作。同时，大型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较高，更可能在合法性目标上倾注资源，以响应社会期望和国家治理目标。此外，资源庇护相较于交往拓展在大型组织实现差异化社会减距作用中更为关键。大型组织的资源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抑制群体威胁，增强中外居民对彼此的积极印象，促进双方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未来的职场共事。而小型组织虽然在交往拓展上可能更具灵活性，但由于资源有限，在推动社会减距方面的效果相对较弱。
本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丰富了社会减距理论在中外交流合作领域的应用，深入揭示了工作组织在跨文化交往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中外交流合作中的社会整合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充分发挥工作组织在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推动民心相通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工作组织加大对中外居民的支持力度、优化交往平台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中外居民的社会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同时，研究也为探索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有益启示。工作组织的社会减距作用不仅具有普遍性，还体现了中国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在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治理框架下，工作组织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稳定中介，承担着社会整合和个体凝聚的重要功能。这种制度内核使得工作组织能够在推动中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方面发挥积极的治理潜能，为建立移民治理和文明交流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工作组织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其在推动中外居民社会减距中的成功经验，展示了中国在移民治理和文明交流领域的独特优势与智慧，为其他国家在处理跨文化交往问题上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外交流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文化冲突、移民融入困难等。本研究的成果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充分发挥工作组织的作用，可以有效促进中外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减少文化冲突，推动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外交流合作的成效，也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
